《bird》，装置 郑敏

　　相对于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来说，当代艺术在广州的活动远未成气候。因为缺少持久的支持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广州的当代艺术发展似乎还缺乏坚实的土壤。

　　就此选取两位成长在广州本土的“80后”青年艺术家―――郑敏和韩建宇。郑敏在2007年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展上以作品“裸体王小波”而名噪一时，而后奔赴北京读研，却在最近萌生退意。而韩建宇则为近日开幕的“野生视觉―――广州青年当代艺术家专题展”参展艺术家，经历风潮一时的“卡通”图式到今天转型的过程。

　　就此以他们为切入口，谈谈他们眼中这片曾经，或正在培育他们的土地。

　　郑敏：我们这代艺术家需解放自我

　　羊城晚报：声名鹊起于广州，广州的经历给了你什么?

　　郑敏：我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了四年书。这四年，不仅是我学艺的开始，也是我直接接触社会的开始。广州看起来是个拒绝“理想主义”的城市，它充斥着现实主义色彩，正因如此，这里生活的人做起事来大多都很直接。这种生活环境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让我从接触社会的一开始就剔除了自小养成的自卑和虚荣。在我看来，这两种品质对我的艺术追求都是有害的，它们会迫使我虚张声势，成为我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羊城晚报：而后转战北京，北京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郑敏：我去北京是因为要读研究生。北京开始给我的吸引就是那里有一些追求理想的人，然后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有了某种氛围。许多人都说北京“艺术氛围好”，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成熟的氛围就像一种体制，它若良好的话当然会让艺术家玩起来更起劲，但这并非必须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艺术家老想隐居了。

　　羊城晚报：北京的艺术环境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你的艺术创作因此发生了变化吗?

　　郑敏：我到北京后有些水土不服。我刚去北京时急于进入那个圈子，做了许多妥协，差不多要放弃我在广州时形成的实在品质，而结果令人气馁。我一度中止了创作，直到我考上研究生，躲起来重新思考得失，才又开始做了一些和以往不一样的作品。现在，我不再考虑艺术之外的太多东西。做艺术就和玩街舞酷跑一样，玩开心就好，大可不必那么累。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出现了种种弊病，如某些成功艺术家的固步自封、批评家的水军化以及画廊的唯利是图等等。都已经成为北京这个圈子不得不面对的敌人。

　　羊城晚报：从你的角度看来，北京和广州有什么区别?

　　郑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他在广州和北京都工作过。他在这两个城市拍的照片很容易说明这两个城市的区别：广州像洗过的玻璃，很锐，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舒服，但晶莹剔透。而北京就好像一张迷蒙的照片，令人神往。可你一旦进入，会很容易憋屈，很容易就丧失了方向感。

　　高度市场化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成功的方面之一。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当代艺术产业”的体系，它从“找角”到培养雪藏、再到包装推广然后营收分红已经形成了一条很成熟的产业链。这样的环境下所产生的作品，表面上是署名艺术家的，但实际上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共同工业品。这和当代艺术的独立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自去年回到广州，我发现我许多朋友都在埋头做作品，恰恰是回来后我才很认真地做了一些作品。虽然没有什么聚光灯，但我们很乐观。因为真正成功的当代艺术家必须是自由和快乐的，他们应该以创造为乐，而不应该痛苦地去做金主的奴隶。

　　羊城晚报：有评论称广州相对缺乏当代艺术发展的土壤，你怎么看?

　　郑敏：与北京相比，广州缺乏当代艺术发展的土壤似乎是一种行内共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回顾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师父一辈的艺术家、批评家以脱离旧式美协体制为傲，但是我们现在却掉进另一个更加让人纠结的体制―――市场体制里面去，不得不说是一个十分悲哀的境况。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很能理解当初师父一辈艺术家年轻时面对体制时的那股勇气，敬佩他们的傲骨。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代艺术家还有什么历史任务的话，那就是解放自我，把自己从金钱中解放出来，不为钱做艺术，不受钱指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如果我们对艺术的追求是这样的，那么广州就不缺乏艺术发展的土壤。广州是一个教育开明、文化包容的城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很强的独立精神;加上经济的发展已经让珠三角相对来说进入到比较成熟的社会形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对新事物的探知欲，这些都是非常优良的土壤。

　　羊城晚报：你在展览开幕式上发言，称“广东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地方，能够坚持做艺术不容易”。

　　韩建宇：广州确实是一个蛮实在的城市，而艺术本来就是一种无用功，花费了很多时间，短期内不一定有回报。不少人都承受不住，因为他必须面临生存的问题，而且在艺术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如果意志不坚定，那么很容易会中途放弃。我们身边有太多这种例子，包括我们老一辈艺术家。

　　广州画廊、机构、藏家群体少，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藏家就更少。在没有健全生态的情况下，艺术家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创作。所以很多人迫于生活压力就放弃了。而在北京则不同，北京有很多画廊、很多机构、很多机会，只要在画廊卖出作品，就可以生存下来。

　　羊城晚报：正是因为这样，不少广州的艺术从业者转移到了北京?

　　韩建宇：目前来看，很多去了北京的艺术家后来又回来了，这个要考虑个人发展的需要吧。话说回来，北京的环境比较浮躁，如果把持不住自己很容易受影响，有可能会迷失自己。相比之下，创作的话我认为在广州会更好。但是做活动还是在北京、上海这种艺术行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更好。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广州对于创作更好?

　　韩建宇：其一是受市场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市场最好或者最差的时候对于广州的影响都不大，这边的市场本来就很差，这边的艺术家都很安心地做自己的事情;其二是因为广州发展的十几二十年来，艺术家们还是比较具有独立性的，不喜欢抱团，不喜欢跟风，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更加纯粹、更加独立。

　　羊城晚报：能不能说广州缺乏当代艺术发展的土壤?

　　韩建宇：我认为还是比较局限。创作的环境虽然比较好，但是可能由于地域的关系比较边缘，无形中对于艺术家也是有影响的。目前，我们广东青年艺术家在中国的份额还是蛮少的，给人的印象是零零散散的，没有让人感觉到形成一股力量。这次群展也算是一个群体的发声，让人知道广州还有这么多年轻艺术家在做事。其实广州有很多个体艺术家非常优秀，但这些个体放在全国去就会显得比较弱。

　　羊城晚报：即使在北京有很多活动，你个人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广州?

　　韩建宇：我认为广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留在这里是因为干扰没那么多。其次，北京是一个名利场，尤其对于我们年轻艺术家来说，还是先在这边把作品做好。如果有一天需要去那边发展也未尝不可，主要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