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el Bartana，《暗杀》(Assassination)，2011，静照 © Marcin Kalinski

　　沿着奥古斯特街，走过咖啡店和画廊，然后踏进KW那被阳光眷顾的庭院――一如往常的是，没有比这更美好的路途了。在KW的庭院里，艺术爱好者们自有其咖啡聚会，那里正在举行第七届柏林双年展(Berlin Biennale)。波兰艺术家及策展人 Artur Zmijewski被任命为此次双年展的策展人，染指这盛大的艺术盛世。“忘记恐惧”由Artur Zmijewski与Joanna Warsza，以及俄罗斯活跃的艺术团体Voina联合策划，这一庞大的计划好比一个英雄式的集体壮举，一扫全球政治霸权，并充当了资本主义的润滑剂，将艺术与政治减弱成为无冲突的愉悦。被安排在6个展厅的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参与者们都严阵以待，似乎要对抗老式学院派那所谓的“神奇”的艺术作品的说法，如Artur Zmijewski所说，对资本的畸恋就是垃圾。根据Artur Zmijewski的说法，这一届柏林双年展呈现的是“实际上，艺术具有其社会作用，它基于现实之上，开辟了一个政治可以被表演的空间。”本届展览一直都在印证他的最后一句话：“政治的表演”一个可言说的暗示――是“真正的起作用”的确实含义。

　　此刻，不得不提当下的艺术现状，艺术与政治的效应所产生的景观确实使人迷茫，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戏法，给这一届的双年展带来不少麻烦。在城市一隅，堆砌了许多不受检查并自相矛盾的想法与行动。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自然是策展人Artur Zmijewski的说法，他认为，应该蔑视任何机制内固有的等级权力关系。他对政治和材料的平等诉求在艺术圣殿的范围之内大声疾呼，可是在这一体系里，被剥削的阶级――也就是观众――其实难以挪动自己的位置。【城市外围的其他展区也等待着参展观众的到来，如同走过一条“痛苦之路”(Via Dolorosa)】本届柏林双年展一共获得了来自政府和合作赞助商大约25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这一点也自然与Artur Zmijewski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破坏力的说法有所相斥。如果这样的自相矛盾是故意为之，那么种种情况并不有益于Artur Zmijewski的展览论述。

　　所有进入“忘记恐惧”展厅的观众首先要走过一个长廊，接受欢迎语“革命!”(Revolution!)的迎接，标语旁的墙上则是橘色的涂鸦，引语为“抵抗就是创造”(To create is to resist)。在大厅的尽头是一个楼下的展厅，又有一个发出呼喊的标语：“这不是我们的美术馆。这是我们的行动空间。”(This Is Not Our Museum. This Is Our Action Space)。这个空间自然是让位给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占领运动，使得明确的政治组织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策展人们希望艺术也具有像占领运动的能量，以及具有占领运动那被验证的社会有效性。举例来说，参展人尽管对业已建立的资本主义秩序展开抨击，可是却也逃不开他们与艺术画廊之间的代理权力关系的现实。Artur Zmijewski所做的不过是利用这一代理权力关系来“表演”政治，将政治的现实情况直接嫁接在占领运动中的真正演员身上，并把他们转化为政治美学，然而展览所呈现的不过是其中庸俗的情节罢了。

　　尽管如此，Artur Zmijewski在展览画册的文章中基本上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写道：“艺术需要重新被发明，而不仅仅使用一些力图将人类的问题以某种独创的方式进行美学化狡猾的想法，然后把这些问题变成了一般的景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艺术提供给我们大部分人已经无力解决的经济问题以工具、时间和资源。”但是这最后的诉求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却无处落脚，因为这一点正在各地被表现出来的政治制度标准所蚕食，这一点在展览的策划中也无处不在，所有的作品――各种表演，传统的雕塑、黑屋子里的录像，以及展示物品的橱窗――都深陷如这一尚未重被新发明的艺术世界。

　　至少，楼下的展厅和政治积极分子的遭遇仿佛就是一次交战/约会(engagement)，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楼上的很大的黑空间，专门用来展示政治镇压和各种占领运动的纪录片，它们的总标题是“破除新闻”(Breaking the News)，当然了，这里没什么新闻，因为就本届双年展最主要的目标而言：作为政治工作者(political worker)(或仅仅是消费者)而言，没什么是为我们重新创造的。那么不如就坐在黑屋子里，沉默，看着，尽管Artur Zmijewski声称说仅仅目睹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艺术“实际上”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表达形式正在起作用，尽管去改变政府与机制是不可能发生的了。以巴基斯坦艺术家 Khaled Jarrar的精彩作品为例，他把巴勒斯坦的印章重新改造，并且试图通过邮寄把它加入到巴基斯坦邮政系统中去。而这并不是重构政治现状，而是在一种象征性的秩序中工作，有一点像是小骗子在试图扰乱现实，而不是从根本上打破它。这件作品颠覆性比较弱，只是轻微的来了一点分裂，但是想要做到结构性的转变，可以说是难以达成。Łukasz Surowiec的“柏林-比克瑙”(Berlin-Birkenau)项目的情形也类似，艺术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周边移植来320棵桦树条，种植在柏林各处，成为一个“活着的档案馆”。诗意的情态在此次双年展也很少见;就现时政治的诉求而言，这件作品仅仅留下的是某种漂浮在空中的绝望的味道。关于重演柏林之战(Battle of Berlin)的作品其实也没有带出更多的新鲜内容，依然停留在强调历史作为剧场的概念。但，这不是革命。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间，大量的社会论述为许多艺术作品和艺术景观添油加醋，而此次柏林双年展的策展人则为我们提供的是反面的激进刺激。而这是整体的时髦式激进现况中的一环，这在策展人之间甚为流行(Artur Zmijewski则把市场降低为工具论)，这就给了作为机制的艺术世界以威信，除此之外，策展人一面批判其优越性，一方面却也在其舞台上昂首阔步。这个以机制构成的世界、真正的政治工作者、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是占领者和恐怖主义分子组织的侵略性运动，都难以为艺术与艺术家所用。

另一方面，Artur Zmijewski与他的联合策展人伙伴们也不断的在煽动要重新利用政治运动的空间将艺术集合起来，实际上，策展人们提供给我们的不过是在后面加了括弧“艺术姿态”的“政治符号”。他们对政治行动的限制如同对游戏规则和作品类型的设定。策展人们认为艺术家必须给出答案，因为大部分艺术都具有挑逗精神的变化形式以及条件。在他们的讨论中，“使用”和“效用”是其展开的基础，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艺术的神奇机制本身具有的生产性的劳动――对此，策展人团队只是轻描淡写的略过了这个关键点。从本质上来说，艺术家的反对乌托邦观念在其新兴的自我组织机构的状态下，必须要考虑单一形式的中介机构的破坏性，就如同政治工作者们发表投降声明，一个破旧不堪的信仰观念却要在想象力的丰富性中苟延残喘。纵观历史，唯一的去阐释之后依然有影响力的作品只有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柏林双年展拒绝了所有虚弱的和布尔乔亚式的作品形式，但是却逃不开“布尔乔亚”这个词对双年展的加持。策展人们从未提供一个根本上的替代方案，也没有重新思考过何为政治。

　　比Artur Zmijewski的陈述更有趣的是参展艺术家提出的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即为纳粹政治思想家Carl Schmitt平反。Carl Schmitt冷酷的思考了德意志德国的各种行动的原因，其中一段著作可能会让Artur Zmijewski想纳入对艺术家的单一政治意义的讨论。在Carl Schmitt的的经典著作《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中，他提出：“在忽略道德的情况下，现在让我们来彻底弄清楚何为政治，比道德更具意义的政治，这一点非常重要。政治，意味着受到‘极端危机’(dire emergency)的操控和左右。因此对政治的草莽断言如同对战争概念的信口雌黄，总的来说，这完全没有顾及到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战。”Carl Schmitt认为希特勒谋杀其政治对手不过是“司法行政的最高范式”(the highest form of administrative justice)。

　　尽管大批反对Carl Schmitt的人严重批判他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焚书坑儒的狂热，但这恰是成为了Carl Schmitt洞察到至今为止依然吸引人的一个论点，即被解放了的个人的虚弱。Carl Schmitt认为残酷行为是代理机制的行事方式，而政治工作者们也彻底粉碎了这一画地为牢的说法;尽管他的这个论点让人不忍卒读，而Artur Zmijewski则号召要将艺术的政治工具化，而且认为艺术家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对自我的残酷的话语的自我审查，或者实际点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原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没有思考过任何对抗性的政治思考。这是Artur Zmijewski的论述部分最缺乏的部分，即关于政治激进的重新思考，这使得他的诉求模糊不清，并且不能回收反复。100多年前， William Morris在其著作《来自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重新想象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式的未来，“许多曾经需要制造的物――穷人用奴隶制品，只有富人才可以浪费――都将停止生产。简而言之，任何曾经的所谓‘艺术’的物品，都将获得修复，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拥有这些事物的名字，因为它们已成为生产它的人的劳动的一部分。”而Artur Zmijewski那不经大脑的号召和声明是他对这个世界真正重新思考过的结论吗?

　　这篇文章写于我在特拉维夫的访问期间，某天我和柏林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之一Yael Bartana小憩聊天。她告诉我，任何在以色列制作的作品，那些根据以色列的现实产生的作品，都是政治的。因为每一作品都背负着被禁的精神压力，以及所有形式的社会和法律现状的压制。如果把作品作为占领运动的报道或者评注，并把艺术家作为外在于这一现实的先知的例外而论，这实际上就变成了对政府的例外情况的对抗，因为当地政府可以宣称其本身的情况与国际法律的不兼容，这便提出了艺术家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更具说服力的版本，而不需要Artur Zmijewski提出的艺术的单一与效力的专制说辞。在双年展的画册中，俄罗斯艺术活跃团体Voina这样写道：“用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这就是真正的艺术。”我坐在这里，等着见证一名当代艺术家或者一群艺术家的作品可以被大致定义为艺术，而且其社会影响力可等同于一场占领运动，或者如同阿拉伯之春那样的革命。而Artur Zmijewski的所有宣称和作品，对柏林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放了几声空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