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作为艺术家参加了第五届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其间萌生了上海双年展应该设置城市馆的最早创意。2005年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开设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展示文化建设的专栏，就用了连续两期的篇幅，正式撰文提出应该在上海双年展中设置城市馆。

　　不过，文章虽然写了，毕竟是书生空议论。此后的上海双年展并没有能激流勇进，眼看着韩国光州双年展凭借举世最雄厚的资金、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凭着中东热点位置、柏林凭着东西北欧艺术家聚集地的优势，纷纷各自强势崛起，上海双年展渐渐在中游中显出偏下偏弱，令人叹息。

　　2010年，我再次进言应该用城市馆模式来复兴上海双年展。用当时的眼光看，那一年的世博会主题是城市，上海双年展做城市馆的话倒也天经地义。今天看来则其实不然，世博期间，上海各种场馆都被世博项目征用，双年展所处的美术馆本身空间就有限，美术馆外面并没有多少可用的好地方。人们也普遍对展览项目感到疲惫，世博会已经把视觉盛宴演绎到了极致。因此，那一届的策展人只有选择反其道而行，强调知识分子对于景观社会的反思能力，做出一个相应冷静、学究气的展览。

　　没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今年竟然是我被找来当策展人。我不知道艺委会当初考虑我，要我提交方案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我此前提出的城市馆构想。反正当我发现，今年的双年展将要搬家到世博园里面的原南市发电站，空间宽敞高大，我知道，做城市馆的真正机缘这才终于成熟了。

　　我这么执意要做城市馆，是因为我多年来在各个城市旅行，观察双年展和城市的关系，我深深觉得，在上海双年展中设置城市馆，是把上海双年展从规模和品质带入新的层次的必由之路。

　　如同我在2004年就意识到的，城市馆模式，首先是仿造威尼斯的国家馆模式，这是一种“火锅模式”。威尼斯的主办方只要认真做好主题展，邀请各个国家自己来做自己的国家馆，这就好比主人只是自己做了火锅底料。那些参加的国家，分别带来肥牛、羊肉、豆腐和土豆片等等，不经意就凑成了一桌天下最大的宴席。宴席大成这样，总会有好吃的东西。所以，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有时候受到诟病，但是，每到威尼斯，总会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因此，近年来虽年年抱怨，但是每年大家总是本能地去。每个参加的国家，自己运输，选艺术家和作品，互相有着竞争意识，都不愿意丢脸，拿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品质的。威尼斯这种“火锅模式”，就是所谓的事半功倍。

　　城市不但在今天是艺术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单位，也是地区文化活力的主要表现单位。理论上，只要不出现新国家，国家馆的数量有限，而城市馆的数量几乎无限。采用城市馆模式，在操作上也有着现实意义，比如对于一些国家定位存在争议的地区，城市馆模式自然规避和超越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种族议题。

　　城市馆模式将促成上海双年展与世界上各个当代艺术活跃的城市的各种基金会、美术馆、策展人、市政机构的广泛合作，运作过程本身就已经极大地扩大了上海双年展的国际影响力。不同城市的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广泛参与，弥补了任何一种策展团队组合都不可避免的视野的局限，极大地扩大了上海双年展的包容力。同时，这也使上海双年展在国际艺坛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期待。预计仅就采用城市馆模式这一因素，就将为新的上海双年展带来更大数量的国际访问者。

　　从经费角度来看，目前这一模式，属于实验性阶段。因此采用为每个城市馆提供基本启动资金的模式。对于不同城市，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与不同机构合作。具体的合作机构往往为了这个城市馆的品质，会在我们的基本经费之外，额外投入更多的经费。也就是说，我们出钱来确保事情能够办成，能够存在，而事情一旦存在，对方往往会出资确保它能够办得更好。目前不少城市表现出这种积极态势。也有城市的合作机构要求我出席他们的筹款活动。这样一来，城市馆模式变成一个吸纳外部资金的极佳手段，起到了和威尼斯的国家馆相似的作用。城市馆模式，不但是“火锅模式”，也是“鱼饵模式”。而这个模式若今后成熟运作，很可能连鱼饵都不需要了。

　　上海，自身有着操作城市馆模式的理想背景。采用城市馆模式，首先是使得上海双年展规模自然扩大。这种扩大并不只是表现为空间的增大，更多的是视野和胸怀的扩大。它和上海的海纳百川、多元交融的城市性格完全吻合，也和上海双年展历年来的城市文化议题一脉相承。

　　说实话，很难想象韩国光州双年展或者悉尼双年展跳出来做城市馆。上海出面来做，世界上各个城市都觉得自然而然。这就叫天命所归。天与不取，必受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