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梁思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今天的回顾者，更多强调的是他与权力博弈，矢志保护古城的独立风骨。这诚然是真相，但梁思成的面孔，比传记作家和古建筑保护者刻画得要复杂。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这种失败不仅在于，他保护古城的方案大多未被当权者所采纳，还体现在，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被说服，进而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原初的自己。这后一维度的失败，对于我们理解梁思成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尤其重要。

　　我们必须真实回到历史的语境，才能看清这一切。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拒绝留居美国

　　梁思成本来有一次留居美国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

　　那是1947年9月，在美国考察、讲学一年多的他，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北京。此时，国共已经大规模开战，共产党正在证明自己的军事实力。

　　“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国共内战的结局如何，他都想待在北京。他的专业生涯使他对政治的兴趣和经验都很少。”梁思成的好友、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思成和徽因对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心挂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那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的世界。

　　这一观察应符合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实况。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早在1929年就过世，没能在政治上给梁思成更多的指引。在林徽因逝后成为梁思成妻子的林洙对我说，梁思成受父亲影响最深的应是爱国主义，“他的弟弟梁思礼曾经回忆，他们兄妹几个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最宝贵财富就是爱国，我觉得这是很确切的。比如说梁启超早年都把他的子女送到国外去学习，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留在国外工作，都是学成以后归来，要报效祖国，都是这样一个思想。包括梁思礼后来回国的时候，也已经面临解放了。”

　　“梁思成的朋友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新月派，当时是被左翼那些人排斥在外的。不过，梁思成其实也并不太关心这些事，他谈的都是古建。”林洙说，在此之前，梁思成基本上没有和共产党接触过，除了跟龚澎(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有一面之交;至于国民党，梁思成对其非常失望。美国的朋友有人觉得(共产党统治下)学术不自由，他没有这个体会啊，他一直就是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梁思成的兴趣更多体现在对建筑专业的挚爱上。他在美国获得一系列的荣耀，包括出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荣誉博士、成为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等。如果留在美国，他不愁在专业上没有发展，但他选择回国。

　　去美国之前，梁思成已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创建该校的建筑系，他对这一前景抱有想象。但并非每个人都和他做同样判断，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时的助教，耶鲁大学的邬敬旅曾有与梁思成一同回国执教清华的打算，即因时局变化，未能成行。

　　林洙在1948年开始进入梁思成、林徽因的世界。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小姑娘，经常参加梁家每天下午四点的喝茶聚会，那时经常去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等人。

　　林洙说，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梁思成会把他的一些心得体会讲出来，“包括共产党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很感动的一些话，他是常常说的。”

　　这种感动，包括解放北京前共产党秘密与梁思成联系，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重要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防一旦攻城时对文物造成破坏;也包括新政权在卫生、市政等工程上雷厉风行的高效运作;还包括新的领导阶层平民化的作风……共产党在遏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上的成功，相信也给梁思成很大触动。

　　“那个时候中央的威信很高，大家都认为正确。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看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佩服得不得了啊。”梁思成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的刘小石对我说。

　　共产党将带来美丽新世界的想象，激励着梁思成等人，他们热情投身一场新的社会变革中去。此前，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不宁与经济崩溃，所构成的对比与反差，成为我们理解梁思成彼时心态的关键背景。